唯有留下梦想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2017-07-25 2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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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留下梦想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云中往来思索之二

许锡良

孩子那么小,自出生之日起小一郎就在搬家中度过的,他已经没有了其他小朋友那样的比较固定的家的概念。他才读了两年幼儿园就换了两个幼儿园,搬了五次家,住了广州的四个新老城区,越住就离市中心越远,其实这样的搬家是被天价的房价的逼着走的,现在孩子终于幼儿园毕业了,要上小学了,又得动地方了。这些年来,一直有一种漂泊不定的感觉。

每次孩子一听说又要搬家了,就嘟囊囊着开始了抗议,小嘴巴撅得老高,有一种不很情愿的表情。这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小家伙宁愿住宾馆也不愿意住在家里,理由就是家里也经常像宾馆一样变动不居,这里住一阵子,那里住一阵子,也都是流动站,而且宾馆里的床就是比家里的要舒服得多。在孩子幼小的时候没有能够为孩子打造一个稳定舒适一点的家庭环境,我深深感到愧疚,日子一直是将就着过的。但是,这似乎也就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因为你追求的东西本来就不是荣华富贵,但是弄到漂泊不定,却也是没有想到过的。

但是,孩子比起我的小时候来还是要好得多,小家伙经常说爸爸小时候家里太穷,连幼儿园都读不起,所以有好多好的东西小时候没有学到。这也是确实的。毕竟是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不可能总是拿上一辈人的生活条件来要求下一代人。我与我父亲相比,我的小时候又要相对好一些,至少我读书的时间又比我父亲要长得多。

我父亲小时候聪明好学,门门功课优秀,但我爷爷只让他读了小学四年级就被迫辍学了。我父亲生于1938年,小学四年级,就是12岁左右,也就是正好在1950年这一年,爷爷早就将家里的钱财、田宅等值钱的东西,通过赌博败家败光了,连父亲读完高小的钱都没有了。可是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假如爷爷不抢在1950年之前将家财败光,父亲的命运还会更加悲惨,而且很可能还会连累到我们这一代。我小时候亲眼看到有同学,因为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是地主富农的家庭成份而在学校里备受歧视和侮辱的情景。幼小的我当时心里就暗暗庆幸,幸亏爷爷及时败家,否则,也必是地主,那个命运就惨了。即使当年我父亲能顺利读完高中,甚至大学,假如爷爷因为家里的田宅打成了地主,父亲的命运也只会更悲惨,甚至能否安全度过“文革”都很难说。其实当时如果爷爷不败光家产,仅仅他商人的身份兼做过几年村里的国民党保长的经历就足够他喝一壶了。

现在,我常常回想起父亲这一代人真是命苦,自己当了一辈子农民,什么好日子都没有过过,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没有品尝过,一辈子勤俭节约,省吃俭用,把我们几个孩子拉扯大,直到身体完全垮下来,才知道一生就这样度过了。直到我在广州工作了,家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时,他的身体已经一身是病,什么都吃不下了。晚年的父亲全靠我每月的一点点工资资助度过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这样一点资助,在村里还获得了“孝子”的名声,把这样的人生悲剧硬生生变成了喜剧,就是没有人去反思造成这种人生悲剧的社会文化制度根源。

现在的社会,一边疯狂的剥夺年轻人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一边拼命的对他们宣传“孝道”文化,极力宣传把父母接来与孩子住在一起。这些年轻人在城市里常常要为一套房子被盘剥上下三代,自己还要为这套房子挣扎大半辈子青春年华,还要用“孝道”来教育他们,年轻人要有赡养父母的责任,要与父母同居,要学会尽孝。其实我父母在世的时候,我也想在广州为他们买一套房子住,让他们晚年安居,但是我一介穷书生到哪里去弄这么一大笔钱呢?坑蒙拐骗的事情做不出来,正当工作的报酬低微,要贪污受贿,手中又没有权力可卖,整个人到处都和命运处于对抗之中了。

回想起中国古人关于不孝有三的故事是这样说的:“阿谀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仕禄,二不孝也。不娶无子,断绝子嗣,三不孝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三个不孝就像三座大山一样,几千年来沉重地压在中国人头上。当年,鲁迅先生就是被这三个不孝压得透不过气来的。

我父亲去世时,我家小一郎还没有出生,但我父亲临终前却已经把小一郎的名字都取好了,并且要我把他取的名字刻写在他的墓碑上了。这样好让他死得安心,他坚信我一定会有一个儿子,他说我命里一定会有的,因为我的命相好。我父亲去世这一年里,接着弟弟在福州打工时,因晚上加班下夜班回家,在路上遇到车祸去世。第二年太太又因种种原因离婚。我在事业上也一无所长,前途暗淡。平时正常的工作基本上都停止了,我一下子仿佛被命运抛进了深渊。

然而我坚信我的命运不应该是这样安排的。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把家的感觉找回来。我到老家把年近70岁的老母亲接回到广州,把弟弟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也接到了广州。那时母亲接连失去两个最亲的亲人,为此陷入了极度的悲伤。我们没有地方住,就在外面租房子住,当时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标准,除了能竭尽全力赡养老小,其他早已经是山穷水尽。然而父亲和弟弟去世三年之后,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太太。小一郎还是及时地来到了我们这个家,我们整个家庭家族的人都早早地盼望着他的到来,他简直就是我小时候的缩小版,连两个小酒窝都是一模一样的。更为神奇的是他一岁半就会教姐姐和妈妈,以及奶奶注意行驶的汽车,自己过马路老远就避让着汽车,这个时候其实还没有任何人教他要学会远离汽车,他仿佛在来到我家之前冥冥之中已经知道了我家已经发生过重大车祸。所以绝不能让我家再发生类似的悲剧。这些事情让我越加感到,在一个家庭里最重要的是亲情,而不是孝道。即使要感恩,也是父母子女之间相互感恩,而不是单单要孩子感父母的恩。

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如果你稍稍偏离既定的人生之路,比如你读了书,有了功名却不去致力于弄个官做,不去走仕途的人生,不去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弄一些钱财,多弄几套田宅,把父母亲接来住在一起,你就会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生存压力。在中国的孝道文化与官本位文化之中就是这样的,你做官也会有更大的官来压你,你当然是不自由的,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活的自然是没有什么人样了,但如果你什么官都不做一个,那么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大小官僚都可以找你的麻烦,他们可能给你小鞋穿,给你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派一些乱七八糟的乌龙的恶心的事情让你去做。他们无论是谁,都可以给你难堪,给你设置障碍,让你痛苦不堪。在中国社会里面,你如果没有个一官半职,那么在社交场合你什么都不是。即使只是在学校当个老师,你辛苦当了几年的班主任,与学生朝夕相处,讲了无数的课,到学生毕业的时候照个毕业照,还连个座位都没有,只能挤在一旁的人群里,向外路力探个头,好歹露出一个脑袋。而前排宝座早已被和学生完全不相干的各类的官僚霸满了。其实,这些学生根本就不认识这些官僚,而这些官僚更不可能认识这些学生,真正与学生朝夕相处,教导有方,并且有师生情谊的老师班主任反而被晾晒在一边,这就是学而优则仕的厉害之处。

我想,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有许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如果你不想按千百年来的文化轨道来走下去,就得准备着被撞得头破血流,付出足够惨重的代价。我不是那种离经叛道的英雄人物,其实我是一个非常规矩的人,只是我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而且有一点自己的个性而已,而我其实也只是做了一点点挣扎的企图,做了一点点稍稍偏离的努力,所受到的苦头也已经足够大了。在中国远比我悲惨的叛逆都大有人在,他们可能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的人物。

年纪越大,经历的事情越多,就越能体会到鲁迅先生当年的心境。当然,鲁迅先生因为家道中落破产,无力在传统科举仕途的道路上走下去,只有去读在当时国人眼中的异类学校——南京矿业学堂,这种西洋学问在当时读书人的眼里就是旁门左道,甚至是歪门邪道。读这样的学校就是将自己的灵魂,卖给了洋鬼子,走这样的路就是走异路,投异地,背井离乡,破败之家子弟不得不作出的选择,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不正经的,只有读圣贤书,科举场上求得功名,谋得一官半职,将来做官发财,做大官,发大财,这才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公认的正路,这样的生活才是充满了“正能量”。

一辈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大挖祖坟的鲁迅先生在现实人生之中其实并没有偏离得太远。当年在日本留学时,他参加了孙中山、蔡元培建立的同盟会,组织要派他回中国去暗杀当时的满清大员政要的时候,他犹豫了,并且最后拒绝了。仅仅是因为想到自己的母亲,如果知道自己是杀大臣而遭到了杀害,并且连累到自己年老的母亲也会被杀掉,他就不忍心了。这也说明他骨子里其实仍然是非常传统的家庭孝子观念。他母亲瞒着他把他从日本骗回国,让他娶根本不在他人生一个频道上的朱安为妻,他虽然有万千条理由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因为担心母亲伤心,还是没有拒绝。

但当时的封建礼教其实赋予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绝对夫权,这夫权在妇女面前,也是要三纲之一,他是完全可以将娶到家里的朱安休了,将她打发回娘家的,但鲁迅先生始终没有这样做,因为如果鲁迅当时这样做的话,在当时封建吃人的礼教里的文化环境里,朱安回到娘家,其实只有死路一条,她娘家人及她娘家的整个的家族都会用唾沫淹死朱安,直到她自杀身亡也不得获得安宁,不会善罢甘休,在封建礼教的社会秩序里,人言可畏到了什么程度,只要看看1935年上海自杀的当红女星阮玲玉留下的“人言可畏”四个字就知道了。更何况朱安的情况比阮玲玉还要可怕。因为一个女人嫁出去了,她就是别人家的人了。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嫁出去的女儿被夫家打发回到娘家是一件极其丢脸的事情,整个家族都会感觉到家风被败坏了。鲁迅先生当然知道这种吃人的礼教里面,它的利害关系了。

鲁迅最后也没有敢断子绝孙,还是在50岁那一年把一个男孩子海婴降临人世间,也算是续了周家的香火。在做官上,其实鲁迅也曾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当过好几年的小官,薪水在当时还不算低。鲁迅当时对这个小官还很在乎,除了当时的这个小官给他带来不错的收入之外,还有就是听上去在教育部任职也是很体面的事情。甚至在他的家乡都传言他在京城做官,是放了道台。现在想来,鲁迅先生当年想打破这种被中国传统文化安排好的既定生活,其实是根本就没有成功。以鲁迅先生当年的条件,其实远远要比我现在不知要优越多少倍。

据传我祖上也曾经当过大官,留下来的祖训也是不能再当官了,但我房族下的另一个分支还是去省城里做了大官,结局自然也是不太好的,说明老祖宗生对中国文化里当官的官场其实如屠场有着切身的体会,要么屠人,要么被他人所屠。宽厚、仁慈、心善,宅心仁厚等等都是为官之道的大忌。我猜想,我的祖先曾经为了做那个三品大员,不知在官场里有过多少血腥的厮杀,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贪过多少民脂民膏,老祖宗的事迹生平,连一个字都没有能够留下来。到我爷爷这一代的时候,除了留下几栋破旧的厅堂大屋和数百亩的田宅山林基地之外,也没见有多少财富。但“我的祖宗也曾阔过”这种口耳相传的故事,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耳熟能详了。

一种文化,它往往弥漫在日常生活之中,隐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有时候你可以感受得到它的存在,但是,你很难把这种感受清晰的说出来。我们隐隐之中感受到在中国生存的价值指向其实还是很单一的。那就是指向仕途。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其实最后都是围绕着一个官字在运作,没有官字的这两张口的允许,便什么也干不成,而且即使干成了,也守不住,也不会被认可。

政府衙门里面的人,无论官大官小,其实仍然以一种俯视的心态和眼光在打量着各行各业和社会的各界精英人士。当官做老爷的这种价值取向仍然是根深蒂固的。

记得20多年前我考上了研究生,当时在我的那个小山村里还算是第一位考上研究生的人。我的家族里已经有人的官运亨通,如火如荼了。自然,我的乡亲邻里,我的同学老师,都以为我是有做官的前途和机会的,毕竟在村里许家做官是有历史传统的,现在应该是又后继有人了,毕竟这是有家族渊源的。当时,我的一位大学老师还专门给我写信,让我务必要“心无他骛,一心攻官”,因为,不管你在其他的行业专业里面做得多么优秀,但是手中只要没有权力,就啥都不算,因为你的优秀成果很容易被权力所利用和攫取。

但接下来,我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因为我对仕途根本不感兴趣,丝毫不作努力,在这方面,我甚至连一点点上进之心都没有,完全自甘边缘化,不但不主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官僚体系里,而且站在一旁极力抨击,写了许多在正统人士看来很像是离经叛道的文字。现在看来,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因为骨子里不想被安排,想活出一点自己的个性来,因此就想挣扎,虽然也是越挣扎,就越陷越深,但还是好歹活下来了。现在要努力把小家伙养大,并希望他们这一代人能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能够过上不同于我们这一代的幸福自由生活,那曾经困扰过我们这一代人的所有问题不再去困扰他们这一代。作为父母一辈,给他们存下多少钱财和房子都没有什么意义,唯有帮他们留下一种向往自由的梦想和保障自由的制度才是真正造福后代的财富。

2017724日,银川飞广州的航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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